細胞膜模型的演進是生物學概念發展的經典範例。Singer & Nicolson（1972）的流動鑲嵌模型（Fluid Mosaic Model）取代了 Davson-Danielli 的蛋白質-脂質-蛋白質三明治模型，成為理解膜結構的基礎框架。然而，過去五十年的研究已大幅修正和擴展了原始模型。
從流動鑲嵌到「修訂版」模型
Nicolson（2014）本人發表的回顧文章指出原始模型的幾個不足之處：(1) 低估了膜蛋白的密度（實際佔膜面積可達 50-75%，使脂質更接近溶劑而非海洋）；(2) 未考慮膜蛋白運動受限——膜骨架（membrane skeleton，如紅血球的 spectrin-actin 網路）將膜分隔成 50-300 nm 的圍欄區域（Kusumi 的 picket-fence model），蛋白質在區域內快速擴散但跨區需要「跳欄」；(3) 低估了脂質-脂質和脂質-蛋白質之間的特異性互動。
脂筏假說與膜微域
Simons & Ikonen（1997）提出的脂筏（lipid raft）假說認為，富含鞘脂和膽固醇的有序液態（liquid-ordered, Lo）微域漂浮在磷脂為主的無序液態（liquid-disordered, Ld）基底上。脂筏被認為是信號傳遞的平台——GPI 錨定蛋白、Src 家族激酶和部分 GPCR 傾向聚集在筏域中。
然而，脂筏的實際存在性長期具有爭議。在模型膜中，Lo/Ld 相分離可以清楚觀察到，但在活細胞膜上，傳統顯微鏡解析度不足以直接觀測。近年的超解析顯微鏡（STED、PALM/STORM）和單分子追蹤研究提供了更細緻的圖像：膜確實存在動態的奈米級異質性（10-200 nm, 壽命 ms 至 s），但這些域可能比經典脂筏模型描述的更短暫、更小且更動態。
膜不對稱性的維護與信號意義
磷脂在膜的兩葉之間的分布是不對稱的：PC 和 SM 主要在外葉，PE 和 PS 主要在內葉。這種不對稱性由 ATP 依賴的翻轉酶（P4-ATPase flippases）主動維持。PS 暴露於外葉是一個關鍵的「吃我」信號——凋亡細胞活化 scramblase（如 TMEM16F/Xkr8）打亂不對稱性，暴露的 PS 被巨噬細胞上的 Tim-4、BAI1 等受體辨識，觸發吞噬清除。血小板活化時的 PS 暴露則是凝血級聯反應的必要平台（tenase 和 prothrombinase 複合物需要 PS 提供帶負電的膜表面）。
膜曲率與蛋白質的力學耦合
膜曲率（membrane curvature）的產生和感測是膜重塑過程（如囊泡出芽、膜融合、細胞分裂）的物理基礎。產生曲率的機制包括：BAR domain 蛋白質（如 amphiphysin、endophilin）以「香蕉型」二聚體彎曲膜面；楔形脂質（如 lysophospholipids，大頭小尾，促進正曲率）的不對稱插入；外被蛋白的多聚化施加機械力（如 clathrin 籃狀結構）。曲率感測蛋白則優先結合已有高曲率的膜區域，形成正回饋迴路加速膜重塑。
這些機制將膜生物物理學與細胞生物學過程（如胞吞、自噬體形成和粒線體分裂）連結起來，成為當代膜生物學的核心主題。